农民建房的背后，有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在支撑，那就是熟人社会里的面子心态。对此进行过专门研究的华中科技大学教授贺雪峰称，返乡农民工的普遍心态是，如果邻居家的房子都建起来了，兄弟家的房子都装修好了，就你孤零零的木房子立在那里，或者只有矮矮的一层楼房，那是特没有面子的事情，因此想尽办法都要将房子建起来。也因此，其他的可以暂缓，例如小孩的上学问题可以随便，上不了就不上，没有钱上好学校就到义务教育的学校去上，自己和父母的吃穿能省则省，但是一定要将房子建起来。
贺雪峰分析，建房与打工的周期有关，即到这个时候，人们因打工已经存了部分用于建房的钱，在面子竞争的压力下和对打工的长远预期的刺激下，人们就进行了对建房子的“风险”投资。
此外，农民还要面对越来越重的人情开支。在中湖村，村民有这样一种普遍认同，农民的两大支出，除了建房之外，就是操办红白喜事，其中主要是白喜事。
中湖村王会计算了一笔村民们办白喜事的经济账：一般办一场要花3万元，亏2万元左右。
“相比来说，办结婚的红喜事花费要少一些，1万元就差不多了。”一位村民说。
由于春节前夕，返乡农民工都回到家里，农村里的请客吃饭的事情也密集起来。贺雪峰教授在贵州一个乡村的一份调查显示，一般人家整个腊月间要吃近二十家酒席，多的每天都有，有时遇到良辰吉日，要骑摩托车跑上六七家。
由于钱都投入到了建房和红白喜事当中，特别是投入到了建房当中，农民已经无钱再投入农业了。以中湖村为例，全村有300幢楼房，如果平均以每幢楼房5万元投入计算，全村总共的房地产投资就达到了1500万元。
巨大投入没有收益
事实上，农民工花巨资建的房子除了自住之外，没有任何收益。如此巨大的投入换不回任何投资收益，建房纯粹成为返乡农民工的一种消费行为。
巨大的建房投入虽然带动了农村建筑业的繁荣，但由于这种投入不能产生持续的回报，也使得这种消费不能持续。
这些不能产生收益的巨大投资抽干了农村的资金血液，使得农业发展举步维艰。一方面大量花钱建房，另一方面却感觉发展农业资金严重不足，成为当地不少返乡农民工的矛盾。
村民阿元最大的愿望是养鸡，但是没有资金。阿元的房子建了一半就停了下来，但尽管这样，他还是欠下了1.5万元的债务。“养鸡比养猪销路好一些，而且四五个月就有产出。我算了一下，小鸡是3元一只，如果进3000只小鸡的话，差不多要1万元。我想养鸡，但没钱。”阿元说。
村民面对的困惑也让王支书深有同感。王支书说，农民增收的困难主要是缺少资金，比如说，想搞养殖，但没有钱投入。此外，还有一个问题，就算有资金也不敢投资。
建房成为农民最实际的选择
农民宁愿花如此多的钱去建房，为什么不愿意投资农业呢？
对此，湖南省社会科学院新农村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陈文胜研究员有着自己的理解。
陈文胜称，大多数返乡农民工都希望有一个舒适的居住环境，有一个安全温饱的生活，这是他们的追求。不可能每个返乡农民工都成为一个投资专家，这不现实。由于信息不对称和农产品市场的价格波动，会给投资农业带来风险。所以，在目前对农业投资看不到稳定回报的情况下，投资建房反而成为农民最实际的选择。“尽管房子不能带来收益，但最起码可以保值。”
消费观念孕育极大风险
建房成为返乡农民工最大的支出。建动辄几万元甚至几十万元的房，不仅耗光了返乡农民工的积蓄，往往还要借债。返乡农民工普遍敢于借钱建房，基于一个判断，他们还可以再长期地外出打工，并且能获得稳定的打工收入，最终能把建房的债还上。但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外出打工变得艰难，这使得返乡农民工的建房消费观念面临极大的风险。
贺雪峰教授称，在人均土地极少的情况下，农民外出务工的收入仅仅用于建房这样的消费性投资，显然不理性。他们必须考虑自己将来的生活，必须考虑要利用打工积蓄为将来获得收入做点准备。在农民人均耕地很少的情况下，除了外出务工，农民在村庄中的投资行为很大程度上会决定农民今后的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准。